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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小說: 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      作者:阿來

他們成功注冊了一個新命名:康巴紅。這個紅,是康巴男人頭頂上的紅。那時,很多的康巴男子漢,都會在長發辮中編入大量的紅綢布條或紅絲線,盤在頭頂,英雄氣十足。

¥¥¥調處失敗,特派員遇兵變

時間進入了 1932年,藏軍依然拒不后退,唐柯三致電蒙藏委員會:“藏情狡滑,若知國內近況,野心益肆,決無和解可能。”

劉文輝也致電中央政府:“藏情忽變強硬,瓊讓致唐委員函,謂:‘漢藏邊界,應以瀘定橋為限,讓步亦當劃至泰寧為限’。”

十年后,蒙藏委員會在西藏設立辦事處,第一任處長孔慶宗在拉薩多年,深諳西藏情形,他也發表過探討大白之戰的文章,其主要觀點就是說,民國年間,藏軍越過川藏傳統邊界,積極東向,乃是西藏方面彼時就已有了“大西藏”意識。與今日不同者,那時是積極行動,現時則是用于國際宣傳的主張。這是后話。只說那時唐柯三對調處前途深感絕望:“柯三腦疾甚劇,延醫調治已逾二周,毫未收效。康案仍難負責,萬懇照準回京就醫。”不得回復,便干脆報告:“擬于刪(15)日赴成都就醫。”

15日到了,唐柯三并未起行,人還在康定。

而且,遇到大事情——兵變!還差點丟了性命。

他當日的日記詳細記錄了事變經過:

“陰。余自去歲由省來爐城,及此次入關,均下榻于將軍橋佟家鍋莊樓上。午后七時,馬旅長、龍主席、程處長、陳委員、楊顧問諸君,同來余寓挽留,力勸暫緩入省。談至九時,猶未散去。忽有馬部下巡查隊兵士一人,氣勢洶洶,登樓入室,大聲向馬報告,謂查街時被二十九團留守兵奪去手槍一支,特來請示辦法。馬命往報王參謀長,此兵竟不去。馬又重言申明,詎該兵甫退出門外,忽聞樓下槍聲大起。余猶認為二十九團兵士來此尋釁,與彼等沖突也。急往室外右側暫避,馬亦聞聲離座,隨余出室。斯時突有一兵奔至,開槍射擊,其彈掠余面而過,熱炙肌膚,藥氣刺鼻。在此間不容發之際,余急倒臥于地,繼又飛一彈來,幸稍高,穿透木壁。第三彈擊馬倒地。聞變兵大呼打了打了,紛紛下樓,在院中放槍一排而去。余俟變兵去后,起而視馬,見其臥地不動。時則槍聲四起,余以樓上非安全地,急下樓,避往后門外。約經二三小時,四面槍聲漸稀,登樓視馬,已氣絕矣。審視之,則一彈自腰入,并未透出。其護兵一名,亦被擊斃樓梯下。變兵有來余寓者,約二十余人,戕馬后,遂結伙搶劫旅部、造幣廠、縣署,并打劫監獄。中橋一帶之小商店,亦搶掠數十家。幸在深夜,百姓無受傷者。變兵飽掠后,分向關外東、北兩路逃竄。當即差人往請王參謀長前來商議,飛電劉主席請兵,并催王團長速速來爐以資震攝。至馬旅長尸體,則差人抬往旅部。此次變亂,幸叛兵首領并無大志,腰纏既滿,分途逃竄。如果盤踞爐城,則為禍更不堪設想。事后查悉所有馬部下之工兵、機關槍二連及新兵護兵,約三百人全體嘩變。其巡查隊之捏報二十九團兵士奪槍,實欲借此事逛馬回寓,擊之于途中。嗣見馬無去意,遂不得不在余處發難也。”

事后追究兵變起因,是馬骕旅長長期克扣兵餉,導致所部士兵不滿,加之時在農歷新年間,士兵請餉不得,才有此暴力之舉。馬旅長也因此死于非命。

尚停留在甘孜的劉贊廷報告:藏軍方面在此時正向前方增兵,似乎要發起新的進攻。

事不得已,唐柯三便留在康定擔負起維持局面穩定的責任。

18日,唐柯三日記載:“王團長到爐城,帶來兵士無多。聞劉主席已電令駐邛之余如海旅長率兵星夜來爐震攝。”日記中還記一筆天氣,“午后雪”,想必也是記自己蕭索的心情吧。

“二十六日,陰。余如海旅長率兵五連到爐城,夜間來寓晤談。余君甚精干,足負川邊責任。”

3月4日,調處無果的唐柯三終于啟程離開康定,“晴。午前九時啟行,各機關、法團、學校均送于葉園子。六十里至瓦斯溝宿,天氣頗寒”。

12日到達名山縣,13日從此處坐上汽車,一天到達成都。

唐并沒有急于回南京復命,在成都走親訪友之余,還上峨眉山玩了一趟。也許是下了高原,也許沒有大白事件再煩擾于心,此后日記也不見他說頭痛病了。這樣直到5月20日才回到南京,這時距他前去甘孜已經“十有四月矣”。

這時蒙藏委員會已換了新領導叫石青陽。第二天,“謁石委員長,詳陳辦理甘案前后經過”。

“三十日,晴。謁行政院汪院長。適值開國務會議,汪公囑余列席,報告甘案經過。因時間所限,僅作簡明之陳述而已。”

到此,唐柯三《赴康日記》終篇,其不成功的調處使命也告完結。

而一年多的調處,唐柯三這位特使甚至連藏方談判代表的面都沒有見過。

調處一年多的唯一結果,那就是無論國民黨中央政府還是地方上的劉文輝都意識到,中央與西藏關系,或者川藏關系,一味求和并不是解決之道,特別是國家多事之秋,更要宣示實力,以槍炮說話。

¥¥¥還是靠實力說話

1932年 4月,劉文輝先是向中央報告:“藏軍大部軍力,集中甘瞻,有向我進攻情勢。”“本年四月乘唐特派員柯三返京,交涉停頓之際,以重兵三路分撲我軍。幸仗中央德威,官兵用命,敵未得逞,我軍乘勝收復甘、瞻。”

收復瞻化的經過,未見于漢文檔案材料,當時駐守瞻對的藏軍德門代本的夫人的藏文回憶材料中卻記述甚詳。那時,藏軍不僅是軍官,就是士兵也常帶著家眷在身邊。所以,德門代本的夫人也就親歷了瞻對之戰。這位當時藏軍駐瞻化的最高指揮官的夫人在回憶材料中顯示,很早前,德門代本就派手下軍官化裝到打箭爐偵察川康邊防軍的情況。不久,派出偵察的兩人回來報告:“大部川軍正往亞絨(瞻化)方向開進,戰斗不可避免。”并派人去向駐昌都噶倫“請求增調援軍及彈藥、糧餉”。上面也答應“軍火、軍餉照供不誤”,“事實上軍餉遠未如期運至”。

后來,“川軍進抵噶塔、木里一帶,并進行操練演習的情報接踵而至。斯時藏方軍餉卻仍未運到。而當地稅收中酥油多糧食少,因此發餉時酥油居多,官兵叫喚用酥油很難換到糧食,代本、如本苦口相勸,方肯聽從”。

這段話透露很多信息,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瞻對和藏軍的基本狀況。一、藏軍一占領瞻化,就開始征稅了。和過去的土司時代一樣,這稅收多半是實物——糧食與酥油。二、藏軍并沒有什么像樣的后勤,打到哪里吃到哪里。軍餉也常以在當地搜刮到的實物來充抵。但在瞻化卻遇到了問題,油多糧少,而造成特別的困難。

“該年 3月 2日(藏歷),亞絨七處守軍就受到川軍襲擾。代本、如本兩人根據藏方兵員少,甚至無軍餉的情況,商定出其不意的突擊戰術。遂在夜間襲擊川軍勁旅,結果雙方均有傷亡。盡管不斷向瓊讓及噶倫阿丕稟呈戰況,然上下兩總管聽之任之,(瞻化藏軍)竟成孤軍作戰。代本、如本每日召集營、連、排各級軍官,商討防守策略,但已處于捉襟見肘之困境,實無計可施。只得繼續從當地征糧中磨些糌粑,搭上酥油,分發各陣地。

“幾乎熬了一個月,突然一天巴庫陣地遭襲,傷亡丁本一人、士兵十八人而失守。木里拉達陣地亦傷亡十三人而失守,其中傷員退避亞絨日囊兵營。爾時諸軍官正在聚議,德門代本即對納熱如本說:‘你年紀大,且留于此地,負責稟報戰況,調配剩余糧食。吾即去巴庫、木里拉達,將決一死戰!’并囑筆者備齊干糧。當此言一出,納熱如本及其他如本、甲本倏忽起身,脫帽陳詞道:‘代本先請稍安。亞絨群山環抱,道路狹窄,我方兵力僅七百人,幾近糧盡彈絕。于今正可謂“能戰是英雄,能逃是好漢”,在吾部尚未完全潰敗之際,姑且撤至德格,與凱墨代本商議后再向噶倫稟明情由為好。’經過反復勸說,德門代本終于贊同,遂商榷如何撤退之事。”

商議的結果是,決定精選兩百名熟悉路線地形的官兵開路,“傷病員、軍人妻孥及軍需馱畜等緊隨其后,并由少許官兵護送。其余官兵三百名,代本、如本及隨員則留在最后,以阻擊追兵。如斯商定后,即差人傳令所部撤出各自防區陣地,并擬于四月初開拔后撤”。

但藏軍還沒有實施這個撤退計劃,川康邊防軍已****過來了。

“不虞藏歷3月20日午后,漢軍進占日囊宮東面山頭,猝然向該宮連續掃射三次,彈丸如冰雹般落在屋頂上。東面山頭與日囊宮相距僅三百余步。”這個地方,已經打過很多次仗了。所以我們應該知道,這三百余步距離間卻有一個天然屏障,水深流急的雅礱江。“德門代本當即下令燒毀通向河東的江上橋梁,爾后,藏軍及其家屬按既定方案,經日囊宮西側撤出。”

那時,瞻化藏軍最高指揮官德門代本的夫人云中卓瑪還很年輕,她在回憶材料中說:“當時筆者年方二十,女兒仁曲剛滿兩歲。代本讓我穿上白布男袍,又傳人備馬,爾后吩咐:‘占堆羅布須周到侍候夫人,保證安康。騎兵索朗好生照顧女兒仁曲及奶媽拉珍。知賓拉次負責押運大白糾紛案卷箱,配馱畜、坐騎各一匹,文書不得遺失’。”可見,這位代本還是臨危不亂,頗有些從容不迫氣度的。

“六匹騾馬馱運六馱彈藥箱,集中好傷病員及軍人家屬,于午茶時分趁敵軍火力空隙,出日囊宮直奔西側山角。

“午夜在行軍途中,倏見后山腰熊熊大火,眾傷員、婦孺頓時一片驚恐。隨后趕來的押運彈藥的馬夫和士兵告知,乃是最后撤退時不慎失火所致,官兵無恙,人們始得放心。當晚不停地爬山,次日拂曉便到達山頂。警戒兵通知,在此歇息,帶炊具者去燒茶。后續人員漸次趕到,原地小憩打尖,醫士為傷病員簡單護理。從4月1日起,每日起早貪黑,過無人區,翻山越嶺,戎馬倥傯,幾經傷、病、生、亡、饑、渴等艱辛,于4月11日始抵大廓三岔口。斯時軍中斷炊,故決定停留三四日。此地距大金寺已不遠,即派居本和士兵兩人前往該寺索要糌粑、茶葉、酥油、食鹽等,并尋覓瓊讓住處,向其稟報情況。亞絨失守后,瓊讓已經由甘孜遷居大金寺。

“藏歷4月15日上午,大金寺及瓊讓遣人運抵糌粑六十馱、茶葉兩箱、鹽巴一袋、酥油四袋、肉牛八頭。當運輸馱畜從南山腳下經過時,軍營頓時聞到了糌粑香味,所有官兵、妻孥及輕傷員,不禁雀躍歡呼。代本、如本兩人亦喜形于色并言道:‘從今日起可免受饑餓之苦呵!’遂將部下分成八組,分發糌粑等食品。隨后決定于次日下午開赴毗鄰大金寺的絨壩岔。”

其實,藏軍自身號令并不統一。德門代本手下一直和他并肩作戰,共歷患難的納熱如本,這時卻違抗命令,率自己的部屬徑直回此時還遠離前線的德格去了。剩下德門代本率領所部進駐絨壩岔,不久藏軍凱墨代本也進駐絨壩岔。面對****處處得手的川康邊防軍,原來的和談代表瓊讓成了前線總指揮,在大金寺召集德門、凱墨兩位代本會議決定,集結所部藏軍和大金寺武裝僧人,“再次向川軍宣戰”。

計劃已定,德門和凱墨兩位代本把一直隨軍的夫人送歸拉薩。

藏歷七月初,德門·云中卓瑪夫人回到遠離前線的拉薩。正遇見西藏地方政府在富家子弟中征集新兵,“此間仲扎瑪噶正在招兵之中,因男丁入伍前均需剪去發辮,摘下耳環,所以妻孥哭成一團的慘況到處可見”。

這位代本夫人回到拉薩,我們就再也不能從藏文史料中找到對前線情況的詳細記敘了。她只在回憶文章中說:“自吾輩離開……凱、瓊、德三位代本曾在甘孜兩次作戰,皆因寡不敵眾而敗北。”

好在,接下來的戰事卻在劉文輝呈送國民政府中央的電文中有較詳盡的表述。之前,劉電文中談****都很簡略。只說某日收復瞻化,某日收復甘孜,到了此時,卻忽然詳盡起來:“我軍乘勝收復甘、瞻。藏又派勁旅,調集民兵,集中于大白一帶,以圖****。”

“文輝鑒于藏情狡譎,正擬奮速進攻,摧其主力,不圖敵于六月東(1)日乘我守兵交代之際,用悍兵五千以上猛攻大雪山頂。我一、二、三、四支隊正紛紛崎嶇遼闊陣線中,猝不及防,遂遭大挫。我既倉促失去陣地,敵復乘勝向我橫掃,全線動搖,危且不去。幸賴我左翼隊及總預備隊飛奔增援,激戰終日,死傷枕藉,始將雪山陣地完全恢復,轉危為安。乃依按原計劃施行總攻擊。我三支隊于冬(2)日晚由雪山繞攻,二支隊由燒香臺左翼仰攻,一、四兩支隊由覺羅寺進攻,與敵混戰一日一夜。我一支隊于支(4)日占領白利村,二、三、四隊同時占領乍堆,向葛老隆推進。敵自白利失守,全部向大金退卻,飛請增援。其在寺旁各要隘早已構筑險固工事,層層布防,嚴陣死守。我軍自微(5)日起節節進逼,血戰四日,卒不得下。我前線官兵豎發裂眥,爭為先登,于佳(9)日拂曉咸誓為國犧牲,與敵作殊死戰……炮聲隆隆,血肉橫飛,我前線官兵猶大呼軍訓,視死如歸,前仆后繼,毫無退縮,戰區土人驚為西康戰事之烈從未曾有。我軍乃將憑恃藏援,怙惡造亂之大金寺一鼓攻下,并乘勝進占絨壩岔,敵人大部正向德格方面退卻,臨去將大金寺內之前子彈庫、糧秣庫縱火延燒,刻正在分別善后中。”

這時,十三世達賴喇嘛見戰事不利,便通過駐京辦事處向蒙藏委員會提出抗議:“壬申歲,漢方對于西藏外倡和好之說,實行欺罔之計,試觀其無故集中軍隊、槍械開釁于合歌及瞻對地方……又大白兩寺之事,經蒙藏委員會交由四川劉文輝辦理后,既無一言商議,又復遽啟兵端。凡此皆足為其欺罔手段之表見!”

大白之爭,中間或戰或和,也許還有什么是非曲直,我還沒有看到相關材料,但如果說瞻化,說大白地方的得與失,有什么“欺罔”之處,藏方倒真是有些強詞奪理了。

跟大白之爭初起時,蒙藏委員會頻頻致電達賴喇嘛不得回復不同,這一回,劉文輝所部川康邊防軍不斷收復失地之時,****方面開始頻頻致電蒙藏委員會,后來干脆直接致電蔣介石:“中央現對中藏問題究作如何辦法?”

蔣介石這樣回復西藏駐京辦事處:“西藏為五族共和之一,無異一家骨肉,中央決不愿用兵力以解決各項問題……惟迭接各方報告謂,西藏正傾師犯康,添購新械,****且將親出指揮。所報如確,固未諒解中央對藏之好意,兵連禍接,亦徒苦川藏人民。請轉電****,有何固見,盡可傾誠見告。但屬合理要求,中央無不樂于容納,萬勿輕信他人挑撥語言,趨走極端,徒授帝國主義侵略之機會也。”

而在前線,戰事繼續展開,到1932年8月間,戰事已近尾聲了。劉文輝電“國民政府主席林、軍事委員長蔣、行政院長汪”:

“職部自七月佳(9)日收復大金寺、絨壩岔、玉隆各地……鄧指揮驤等報稱:藏番因大金寺之役主力被摧,趕調昌都一千余人、民兵三千余人以增援。以雀兒山東面之山根子為第一道防線,由民兵扼守。以雀兒山西面之柯鹿洞為第二道防線,由昌都新到之騎兵扼守。以德格為第三道防線,由大金退回之藏兵扼守,并于各地筑有堅固之工事。職等偵悉前情,決定敬(26)日分三路進攻。一、四兩支隊任右翼,出竹慶會攻柯鹿洞;二、三兩支隊任正面,先奪取山根子,再越雀兒山攻柯鹿洞;五支隊任左翼,出贈科向德格抄擊。自勘晨起,激戰至勘晚,雙方死傷枕藉,血肉橫飛。我軍奮不顧身,前仆后繼。藏敵不去,向德格方向狼狽退卻,遂將山根子、雀兒山、柯鹿洞等地占領。

“查柯鹿洞距德格四十里,兩山夾峙,巉崖急湍,中有橋梁十三道。藏番分部為營,阻橋為守,我軍乘勝進逼,以大炮、迫擊炮、機關槍猛烈轟擊。該敵拼死頑強抗,無法進展。不得已,乃冒險攀山,繞道橋梁后方。同時出贈科之左翼軍,亦已抄過德格后方,始將十三道橋梁完全占領,跟蹤追擊,于艷(29)日占領德格縣城。藏敵潰渡金沙江,集中崗托。我軍乘其半渡,用槍掃射,敵斃甚眾,即日追占龔埡,一面派隊進逼金沙江邊,對崗托渡口嚴密布防。我軍傷亡官兵千余人。”

藏軍自德格敗退后,全線動搖,又陸續退出鄧柯、石渠、白玉等縣,自此,民國七年來,因金沙江東類烏齊事件而起,被藏軍占領的江東各縣,被川康邊防軍全部收復。川藏兩軍形成隔金沙江對峙的局面。

這時,英國人出面敦促停戰了。

恰逢劉文輝也后院起火,四川境內的20軍軍長劉湘聯合28和29兩軍,準備對劉文輝開戰。川康邊防軍也就放棄了乘勝渡江,收復民國七年戰敗前全部失地的打算。1932年10月,西藏方面還是那位瓊讓代本,與川康邊防軍鄧驤、姜郁文兩代表在金沙江西岸之崗托簽訂《漢藏停戰條件》六條。

主要內容:

川藏雙方軍隊各以金沙江中下游東岸和西岸為最前防線,不得逾越,同時各處前線,雙方每處駐軍不得超過兩百人。

這條停戰線,直到今天,還是四川省與西藏自治區的邊界。當年的崗托渡口上已經沒有了牛皮船,江上一座水泥大橋。橋頭西岸,至今還有幾座堅固的巖石碉堡聳立半山坡上,那已是20世紀50年代藏軍試圖阻擊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時所建立的了。

六年前的一天,我開車從德格縣城出來,在一個叫礱埡的地方停留半天。那個地方,有一座舊城堡的殘跡,一道從谷中伸向山頭的蜿蜒的舊城墻。文字史料上,對這座舊城沒有只言片語記載,倒是當地百姓中有口碑傳說。說此城是史詩《格薩爾王》中格薩爾王手下三十大將之首,也是他同父異母的兄長嘉察協噶鎮守的城堡。史詩中的嘉察協噶是一個漢藏混血兒,赤膽忠心,有勇有謀,戰死之后,還在戰場上顯靈為將士助戰。站在高岡上的殘墻邊,我想,在比本書所書寫的更遙遠的格薩爾王的時代,這片土地上的人眼界更高遠,心胸更開闊,如果今天還有像產生《格薩爾王》那樣的英雄書寫,人們還會把一個漢藏混血兒塑造成讓人一唱三回腸的英雄形象嗎?風勁吹,太陽的光瀑傾瀉而下,眼前橫亙著綿延的群山,這樣的問題自然無人能回答,只有風中的樹林光影錯動,發出大聲喧嘩。在我身旁,古城堡殘存的夯土墻通身通紅,據說是經歷多次火攻才變成這樣的顏色。為我講述傳說的當地老者,在殘墻根下翻掘一陣,掏出一大坨銹紅色的東西放在我面前。不是泥,是融化過又沒有完全融化的石頭緊緊粘連在一起。老者說,看看當年,你看看當年,他們把鐵礦石燒得半融,投入墻基,又澆下鐵水使這些石頭牢靠黏結。老者說,所以古堡的殘墻才能歷千年而不倒。我在地下翻掘,到處都是赭紅色的老墻基,一座佛寺就建在老城堡的墻基之上。廟里光線昏暗,在一根彩繪的柱子上,掛著一個彩繪的箭匣,里面插著幾支帶翎的箭,廟里僧人說,這也是格薩爾時代留下來的舊物。這個,依我之力是很難考證了。

我離開礱埡村,沿峽谷西下,到了金沙江邊。在正午強烈的日光下,站在寬闊的水泥橋上,看橋下的江流,湍急處,水石相激,白浪翻卷,平緩處,一個漩渦套著一個漩渦。這條江流,早前并不是川藏兩省區的界線,那是德格土司領地上的一條內江,晚清,曾經雄踞此地幾百年的德格土司家族漸漸衰落了。民國,這條江流兩岸,幾度變成川藏間的戰場。當年大白事件后,川康邊防軍和藏軍就在這里隔江對峙。

在橋上,一輛掛西藏牌照的車停下來,車上下來兩個人,自我介紹說是新到江達縣任職的援藏干部,來自天津。要去拜會德格縣的領導,說兩縣雖屬不同省區,兩個縣隔江相望,來了新領導自然都要互相拜望,方便以后的工作。

我們在橋上以江水聲做背景,閑聊一陣,分手,他們去我剛離開的德格,我沿著金沙江東岸崎嶇的公路沿江而下。這條公路通向趙爾豐改土歸流后新設的白玉縣。從白玉縣繼續沿江而下,就是川藏大道南線上的巴塘。如果從白玉縣往東,通過大片布滿冰川的雄闊高原,就是過去的瞻對,今天的新龍縣了。

那天,我沒有到達白玉。

我在一個叫河坡鄉的地方停下來。那里出一種很有名的刀:白玉藏刀。這個地方,傳說是格薩爾時代的兵器部落。我在村子中轉悠,幾乎所有人家都在用傳統的手工藝打造什么,只是他們已經沒有打造兵器了。他們把熟銅敲打成薄片,用來打造各種宗教用品:寺院建筑上的頂幢、轉經輪、佛像……林林總總,也有人在打造刀子,小巧的刀身、精致的銀鞘——上面花紋繁復,還鑲嵌著一顆顆紅珊瑚。這種刀,裝飾意味已經大于實用價值了。我不甘心,打聽有沒有人家還在打造真正的刀。藏語的康巴方言和我家鄉的嘉絨方言大不相同,我只能大著舌頭吐出一些簡單的詞,終于,還是有人明白了我的意思,把我引到一戶人家。石頭寨子的二樓,是這家人寬大的起居室兼客廳。五十來歲的男主人搬出一把把兩尺長三尺長的樸素而鋒利的刀,擺在我面前的藏式矮桌上。不用過手,我就感到它們的分量與鋒利。主人說,這些刀現在不能用了,他甚至用了一個漢語詞,管制刀具。他說,喜歡的游客拿回去掛在墻上。他說,以前好多游客會買,拿回去收藏。現在不行了,檢查,不讓帶。說到此,主人和我都有些惆悵。如果還要賣,就像這樣,他又拿出一把刀來,沒有開刃的,我說,那就不是刀了。

我想起小時候放羊的時光,一把這樣的刀斜插在腰帶上,羊躲在灌木叢里不肯出來,這把刀就派上用場了,一陣左劈右砍,那些樹枝紛紛墜落,一條通道就開辟出來。

我們交談的時候,二樓外的平臺上,傳來叮叮當當的敲打聲。我出去,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男子,正在通紅的鐵匠爐邊鍛打一把新刀。我指著沉默的打刀人,問主人是你兒子嗎?他笑了,看了看身邊給我們端茶遞水的女主人。我明白了,這是一個兄弟共妻的家庭。

那天,我就宿在這戶人家。聽著窗外金沙江的波濤聲,難以入眠。我在想一個民族悲劇性的命運,為什么格薩爾那樣開闊雄偉的時代,一變而為土司們小國寡民的時代。我還在想,直到今天,這個民族還很少有人去想這樣的問題,甚至,想想這樣的問題,都會成為有意觸碰某種禁忌的冒犯?

早上離開時,這個過去的兵器部落,有些人家正在把打造好的宗教器物裝上小卡車。是啊,和平時代,刀箭都隱退了。歷史前進,一些器物的退場自是必然,但何以連寬闊蓬勃的精神也一起狹窄委頓了。

藏方在大白戰爭中先勝后敗,不自量力的決策是上面做的,下面的軍官只是依令而行,但戰敗的責任卻要由前線軍官承擔。德門·云中卓瑪的回憶文章記載:“四品僧官扎康堪仲及三大寺代表自類烏齊發出文告,勒令三位代本前往接受軍政處罰,三人即抵該地受審,凱、德二代本向其移交戰事始末文牘。最后對三人免予死刑,罷黜代本之職,另罰瓊讓黃金一百五十兩。”

而總管前線戰事指揮的噶倫阿丕也于憂懼之中,病死于昌都任所。

其實,這些藏軍軍官,在前線屢與漢軍交手,相對在拉薩中樞的那些僧俗官中,對戰與不戰,對戰或和分別的結果,均是十分清楚的。

大白之戰結束于1932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有一節關涉大白之戰,語氣卻沖淡平和,不見譜主的情緒:“本年,川藏交戰,霍爾廓(即甘孜爐霍霍爾五土司一帶)及娘絨(即瞻化地方)地區的藏軍敗績失地。瓊讓代本與內地官員資深旅長談判,以崗托渡口處之金沙江為界罷兵。因在交戰和談判中過分退讓,達賴喇嘛處罰德格、涅絨、霍爾廓地區守官瓊讓、德門、凱墨等人,將其貶為普通俗官,并任命人員接替。”

1933年5月,年譜又記:“川藏協議簽署后,達賴喇嘛下令昌都總管及其務事人員前來拜見……接受其所呈協議文本,詳細聽其稟告。”聽了稟告后,反應如何,卻不見記載。又五個月后,“十月三十日,達賴喇嘛于格桑頗章附近的寢殿其美巧期中示現圓寂之相”。這個十月,是藏歷。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之日公歷是1933年12月17日,“佛齡五十八歲”。

1934年,國民政府派出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入藏冊封致祭,6月,“二十七日,抵金沙江,藏方官民及如本等在江岸鵠候,遂渡江赴瓊讓代本歡宴會。自此康藏駐軍雙方,感情較昔稍好,而隔閡亦因減除不少”。

黃慕松報告書中說:“查瓊讓代本此次奉藏政府派為招待專使之總招待員,渡江后,一切安全之及烏拉之前調集,均由彼負責。其人對川康事件素極熟悉,在康駐軍歷十六七年,民國七年之絨壩岔條約,及此次與劉軍長所訂結之崗托協定,均由彼辦理。為人老謀深算,富機詐心。”看來,黃專使并不太喜歡這個人。這反而說明,瓊讓本人對西藏地方政府是忠誠的。1932年,失去軍職,被貶為普通俗官。兩年后,看來又官復原職,因為與“漢政府”打交道,還少不了他這樣熟悉雙方情況的干練之人。

¥¥¥諾那活佛的傳奇

該離開大白之戰,來說說一個頗富傳奇色彩的活佛故事了。

說他,我們又得把日歷翻回到民國七年的川藏戰事。

諾那活佛系統,原是昌都西北類烏齊三十九族地區昌奇寺管家。諾那活佛的前世,對藏傳佛教寧瑪派教義深有研究,在該地區的信眾中享有崇高威望,被清朝皇帝賜以呼圖克圖封號。

“呼圖克圖”,清朝授予蒙、藏地區藏傳佛教上層大活佛的封號。“呼圖克”為蒙語音譯,其意為“壽”,“圖”為“有”,合為“有壽之人”,即長生不老之意。

原是藏語“朱古”之蒙語音譯,意為“化身”,即漢語俗稱中的“活佛”。凡冊封“呼圖克圖”者,其名冊皆載于理藩院檔案中,其下一輩轉世,由清廷加以認定。

我未查到過資料,說這一位諾那活佛是這一系統的第幾世活佛。史料只說諾那因封號得自清廷,“對漢軍頗有好感”。這好感可不一般,民國七年駐昌都邊軍彭日升與藏軍開戰時,諾那活佛和他的寺院就站在了漢軍一邊,幫助彭日升所率邊軍攻擊藏軍。戰爭結果我們知道是邊軍完敗。邊軍統領彭日升兵敗被俘,被押往拉薩投入監牢,據說后來病死牢中。助戰的諾那自然也沒有好結果,他同樣被西藏地方政府逮捕,押往拉薩,關入監牢。那時,西藏地方吏治腐敗,只要大施賄賂,幾乎沒有什么辦不到的事情。諾那也深知這一點,通過對獄卒重行賄賂,得以潛出監獄。他逃出生天,不敢在西藏境內久留,便一直往尼泊爾去了。到了尼泊爾,因王室成員都信奉藏傳佛教,并不為難于他。許多藏傳佛教高僧都涉獵醫術,諾那活佛也不例外。他到尼泊爾時,正逢王室公主患病,經他問病施藥并兼以法事,公主很快痊愈,王室對他更是優禮有加。而諾那最終的目標是要逃往中國內地,尼泊爾國王便厚贈川資,助他取道印度,前往中國內地。

不久后,諾那到達北京,那正是段祺瑞主政時期。他面見段,游說他派兵經邊,收復民國七年邊軍戰敗后的失地。但段正忙于應付內地軍閥間的爭戰,無暇他顧,諾那只好留在京城中講經說法。在此期間,四川軍閥劉湘的駐京代表李公度也成為他的信眾。李邀他前往重慶。諾那想段政府不能助他,或許劉湘這樣的四川實力派可以助他,便應邀去到重慶。到了重慶,劉湘并無經邊的打算。諾那失望之余,便于1927年,轉道前往已是蔣介石做了領袖的國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

在南京,諾那廣收信眾,講經說法,影響日眾。

那時,在南京的蒙藏委員會,有一個年輕的藏族人格桑澤仁任蒙藏委員會委員。

格桑澤仁是巴塘人,是康區藏族青年中最早接受現代教育的人。趙爾豐改土歸流后在巴塘開辦初等小學,格桑澤仁成為這所小學的第一期學生。辛亥后轉入外國教會在巴塘辦的華西小學,1917年到昆明上中學。后來,國民政府決定開發西康,在康定新設西康屯墾使署。為網羅培養人才,屯墾使長官劉禹九在當地開辦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格桑澤仁考入這所學校就讀,并因通曉漢藏雙語被任命為屯墾使署宣慰員。后又分別為九世班禪和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工作。再后又轉往南京,因他平時留心時事,對康藏時局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而為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長戴傳賢所賞識,舉薦他到國民政府工作,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并兼《蒙藏時報》社副社長,其間加入中國國民黨。格桑澤仁在任期間,主張多培養康區藏族青年,參與地方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受他影響,巴塘、康定等地許多有文化基礎的康區青年到南京任職和求學。這些青年人,在南京聚集在格桑澤仁周圍,成立了“藏族青年勵進會”。格桑澤仁自任會長,意圖還是為將來改變家鄉,建設家鄉儲備人才。

諾那活佛到了南京,兩人同為藏族,又都傾向于中央政府,自然過從甚密。有材料說,格桑澤仁“在各方面為諾那揄揚”,一是說他教法高深,一是說他傾心中央,在類烏齊時,助戰邊軍的舊事。這樣的高僧自然受到國民政府的重視,考試院長戴傳賢親自接見諾那。戴傳賢自己是虔誠的佛教徒,深研佛法,作為政府高官,更關心西康政治社會各方面的情況。戴傳賢的種種詢問,諾那無不給以很好的答復。這使戴傳賢深感滿意,認為將來國民政府開拓康區,諾那也是格桑澤仁一樣不可多得的人才,也薦舉他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并批準他在南京設立“西康諾那呼圖克圖辦事處”,由李公烈擔任辦事處長。李公烈是最初將諾那引薦給劉湘的李公度之弟。諾那為了增加同康藏地區的聯系,又在康定設立“諾那呼圖克圖駐康定辦事處”。任命原類烏齊三十九族頭人邛布彭措為主人。我讀到過一些回憶材料,好些那時進出康定的人士,都見過此人。這個彭措也叫那麥彭措。民國七年后,他率族人助彭日升邊軍攻擊藏軍。戰敗被俘后,他被藏軍施以刖鼻之刑。以后有家難歸,長期流落在康定一帶。“那麥”,在藏語中,就是沒有的意思。他沒有什么?沒有鼻子。這回,他出任諾那的辦事處長,算是又拾回了過去做部落頭人時的部分榮光。

日本人步步進逼前,西南地面為整個國家的后方,康區則是這個后方更縱深的后方,其局面的安定比任何時候都更顯重要。國民政府中一些有識之士,有“先定川康,后圖西藏”的戰略設想,同時,中央政府也忌憚這一地區完全處于劉文輝這樣的地方實力派控制之下,一直在尋機楔入一股另外的力量。先是借大白之戰的時機,委派格桑澤仁為國民政府參議,再派他以西康黨務特派員身份,帶領部分在南京學習工作的康區青年回到家鄉,蔣的意圖要他在康區建立國民黨組織,在劉文輝的地盤上,培養一股異己的力量。格桑澤仁回到巴塘,見劉文輝駐康區部隊,大部陷于甘孜爐霍一帶與藏軍的戰事之中,又值康定兵變,馬旅長被變兵槍殺,便聯絡當地實力派,提繳駐巴塘守軍兩個連槍械,成立西康省防軍司令部,委任自己的秘書黃子冀為巴安縣長。同時公布五條政綱:一、實行地方自治;二、力圖民族平等;三、廢除烏拉差役;四、改進耕牧技術;五、發展文教事業。這是藏族歷史上,由藏族人自己提出最與世界大勢相契合的先進且有系統性的政治主張與施政構想。此前,西藏地方政府也曾力圖有所變革,曾派出幾位留學生去英國留學,那些人學成歸來,卻未曾在西藏社會產生影響。倒是那個派去監護這幾位留學生的官員龍夏,曾經希圖在促進西藏社會變革方面有所作為,結果卻是觸怒保守派下獄,并被剜去雙眼。這是一個血腥的警告,不準睜開眼睛看到西藏之外的世界!

史料不載格桑澤仁在巴塘的激烈舉措,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那里引起了怎樣的反應,倒是他所造成的這個事變,被藏軍視為一個良機。當時,唐柯三正在調處大白之戰,川藏軍在川藏大道北線甘孜爐霍一線陷于對峙局面。這時,駐川藏大道南線上的要點巴塘的武裝,不再是劉文輝的部隊,而是格桑澤仁的旗號,自然不在唐柯三調處范圍之內。藏軍隨即向巴塘發動進攻。藏軍進攻前,經格桑澤仁說服共同舉事的貢嗄寺武裝叛投藏軍。藏軍圍攻巴塘三個月,格桑澤仁力量單薄,無力再戰,遂以請求援兵的名義,潛出巴塘,經云南轉回南京。“康人治康”,有很好的理念,借以實現這個理想的手段,卻倉促草率,未經實際施行,便告煙消云散。

1946年,此后再無大作為的格桑澤仁于憂郁寂寞中,病逝于四川青城山。

那個時代,真是康區的多事之秋!

大白戰事未了,中間出了一個格桑澤仁領導的“巴塘事變”。

大白戰事剛了,善后工作如大金寺院重建,僧人安置等項尚未結,長征中的紅軍又逼近了康區。

為阻擋紅軍,國民黨中央軍十六軍進駐康定,國民政府又宣布在西康設立“西康宣慰使公署”,任命諾那活佛為宣慰使。這自然是出于兩個目的。一、如紅軍經過這一地區,可以借諾那的威望動員地方武裝抵抗;二、趁機在劉文輝這個地方軍閥的地盤上楔入另一股力量。宣慰使公署下分設秘書、宣慰、總務和地方武裝四組。各組分設組長一名,組員若干。曾追隨格桑澤仁在巴塘與藏軍戰斗的西藏商人邦達多吉為宣慰組長和地方武裝組長,由湖北人韓大載任秘書長。

1935年4月,諾那從南京往四川。到重慶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重慶別動總隊派別動第一大隊部指導員江安西及中隊長何樹屏率一個中隊八十余人,隨諾那進駐西康。江安西是巴塘人氏,在巴塘教會學校受過教育,同時被任命為宣慰使公署的藏文秘書。四川軍閥劉湘因與諾那有多年的供施關系,加上和劉文輝斗爭的需要,也調撥了兩個連的兵力,編為宣慰使公署特務大隊,任命曾在其軍隊中任過旅長的秦偉琪為大隊長,隨諾那入康。

1935年6月,諾那由成都啟程,以煊赫的儀仗高調入康。史料載他“乘坐八抬黃轎,前后華蓋寶傘”。

諾那入康后,劉文輝對他也以禮相待。

8月,宣慰使公署廣招在康區擁有實力的地方僧俗首領到康定參加宣慰大會。這些地方首領中便有瞻化縣上瞻對頭人甲日·多吉郎加。秘書長韓大載主持大會,并代表國民政府向康區各界表示慰問,諾那發表長篇講話,宣揚教法之外,號召擁護貫徹中央政令,鞏固邊防,維持治安,在五族共和國家加強團結等等。

接下來,宣慰使公署又以調查民情為名,秘密召集康屬各縣土司頭人,寺院住持等會議,要他們反映地方情況。其實,就是搜集于劉文輝不利的材料。果如他們所愿,事后,公署很快收到控訴二十四軍在康區橫征暴斂、為非作歹的書面材料三百余件。公署當即轉呈國民政府中央,此事又很快被劉文輝知曉,雙方關系迅速惡化。

9月,諾那離康定,計劃沿川藏大道北路各縣進行宣慰活動。當諾那一行到達折多山外塔公寺,有乾寧寺喇嘛來報,有一個排的散兵正在乾寧搶劫寺院財產。諾那當即派邦達多吉和江安西率部將這股散兵包圍繳械。經查,這些散兵是二十四軍與紅軍作戰失敗后退下來的。公署繳獲他們的武器后,發給路費,遣散回家。

公署進駐道孚后,又獲悉二十四軍余如海旅三個營在北面的丹巴縣被紅軍擊潰后,旅長不知所往,其中兩個營敗退道孚縣城。這些失控的敗兵,沿途搶劫,進駐道孚后,吸鴉片,聚賭,軍紀敗壞。公署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堂皇名義,決定解除這兩個營的武裝,以壯大自身的實力。為避免沖突,公署以慰問之名,設宴請排級以上軍官出席。同時,公署武裝將宴會場所悄然包圍。酒至半酣時,秘書長韓大載假中央名義宣布:二十四軍駐康區軍隊,由宣慰使公署接管,聽候改編。并當即勒令赴宴的各營營長簽發繳械命令,由江安西等率武裝,前去兵營宣讀繳械命令,并保證士兵們繳了槍械后,保全性命,并照發軍餉。以此辦法,將二十四軍兩個營順利繳械。不久,又發動地方武裝,將余如海旅另一營在行軍途中包圍繳械。這三個營,大部士兵被遣散,留下的士兵,改編為宣慰使公署直屬的武裝力量。

此一事件發生后,劉文輝自然萬分惱怒,調一個團的兵力出康定向道孚進擊。公署駐康定的秘書陳濟博早把劉文輝出兵的消息與日期電告諾那。

結果,公署立即調動武裝一千余人,由那麥彭措指揮,將劉文輝部隊擊潰。此戰勝利后,諾那將劉文輝派駐道孚的縣長撤職,另委別動隊員徐某為縣長,直屬公署領導。

事后,在只有諾那、韓大載、江安西和邦達多吉參加的會議上,諾那活佛說:“一個人吃大蒜,吃一個口臭,多吃幾個亦是口臭。”意思是以這種方法化二十四軍的武裝為自己的武裝,既然已經開頭,就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繼續進行下去了。

會后,公署在穩定住道孚這個立腳點外,派出邦達多吉率他自己的私人武裝前往巴塘,那里有二十四軍一個團,他們的打算是要按道孚方式,將這個團也解決了。邦達多吉,西藏人,出身于西藏三大商業家庭的邦達昌家族,曾任藏軍軍官。后與西藏地方政府發生沖突,帶領所屬二百余人槍離開西藏,長期駐扎巴塘。

長征途中的紅軍一、四方面軍,從瀘定橋等處過了大渡河,在丹巴大金川一帶盤桓一段時間,便北上去了阿壩草原地帶,并未進入康北地區,而二十四軍的主要兵力都用于防備紅軍進入雅安一帶,以致康北一帶幾乎沒有駐軍,這便給了諾那的宣慰使公署很大的活動空間。

邦達多吉出發后,江安西從別動隊中抽出三十名精干人員,每人配長短槍各一支,組成一個警衛排,隨他出發肅清康北各縣二十四軍的殘余部隊,并撤銷各縣原任縣長,另委縣長,并由別動隊中派出一名隊員協助縣長辦理縣務。江安西巡視了康北數縣,都早無二十四軍部隊駐守。后來,江安西偵知地處德格和瞻化兩縣之間的白玉縣有二十四軍一個連,便動員地方武裝二百余人,半途設伏,迫使這個連繳械投降。

¥¥¥大白之戰后的瞻化

1932年 5月,劉文輝部擊潰藏軍,收復瞻化。

戰后,瞻化全縣按原上瞻、下瞻、河東、河西四總保又編成四個土兵營,以原委四個總保為土兵營長。同年,修復了被藏兵破壞的從江東通往江西岸縣治的雅礱江大橋。原縣衙建筑被藏軍焚毀。繼任縣長因陋就簡,將縣衙就設于縣城關帝廟內。

1934年,西川郵政管理局甘孜三等局在瞻化設立郵政代辦所。這是瞻化縣繼設縣之初即開辦小學外,第二件趨于現代化的機構設置。

瞻化縣磨房溝、日巴、拉科等地有漢民進入開采沙金礦。

當時瞻化地面,四個總保中,以上瞻總保甲日·多吉郎加勢力最大,可以和其抗衡者,只有下瞻總保。可惜多吉郎加膝下無子,只有兩個女兒,便從甘孜招一婿翁須協巴入贅,“二女并嬪之”。兩女中,一女姓名不傳,一女青梅志瑪性格強悍。男方也是甘孜大戶出身,自然也不愿意事事聽從婦命,以致家庭不睦,夫婦間屢起糾紛。大戶人家,夫婦相爭,不只是情感問題,重要的還是土地財產和百姓的控制權,最后矛盾達到難以調處的地步。翁須協巴主動多方結納縣長,縣府便在家庭糾紛中傾向于男方,這讓青梅志瑪對縣府極其不滿。

此時,上瞻與下瞻兩總保間因爭奪一塊草場又起了糾紛。讀慣大歷史的讀者會說,怎么都是這樣的雞毛蒜皮呀!但那個時代,康區土酋間的爭端,都起于這樣的小事。有一本甘孜州政協印行的書《西康史拾遺》,出于馮有志先生之手。馮先生民國時期長期在西康工作,很多事件都是其親歷,自有相當史料價值。他在書中也記載了這次瞻化兩總保爭奪一塊小小草場的官司:

“地方縣長,親往查勘。見這片草場,都在下瞻對境內,上瞻對僅在交界處有寬僅一米,長約數米的一小地段,照理這片草場,應屬下瞻對所有,便把這片草場判屬下瞻對所有。”

這件事在青梅志瑪看來,是縣長不待見上瞻總保的又一例證。當即便帶了貼身隨從,到康定告狀。這時,國民政府正在籌備西康建省。劉文輝主持西康建省委員會,康區各縣縣長都是他所委派,青梅志瑪自然告狀無門。在康定,也有人告訴她,西康建省委員會雖屬于國民政府設立,又與中央政府不完全是一回事。青梅志瑪得到指點,便將狀子遞到了國民政府中央直屬的重慶行轅。這時,諾那活佛已到達西康。行轅便將這狀子轉批給宣慰使公署,讓他們就近處理。

1935年,上瞻總保甲日家女婿又慫恿縣府出兵,襲擊甲日家官寨。《新龍縣志》大事記中說:“男方勾結瞻化縣府官兵,襲圍甲日家官寨,甲日·多吉郎加逃至康定尋其女青梅志瑪。”

諾那正擔心插手劉文輝操盤的西康事務不能名正言順,得了這上頭批轉來的狀子,馬上就帶了隨從前往瞻化。

青梅志瑪見宣慰使到來,又是藏人,又是活佛,當即前往參拜,并發愿皈依,做了諾那活佛的女弟子。諾那此來,真正的意圖,是要奪屬于西康建省委員會的縣政府的權。但縣府所屬有一個排的兵力,讓他一時難以下手。這青梅志瑪便自告奮勇,集中上瞻土兵武裝,向縣城發起進攻。事情的結果《新龍縣志》有載:“父女在西康宣慰使諾那支持下率武裝返瞻化奪回家園,捉甲勇村批等數十人,并趁勢解除了二十四軍駐瞻化縣城一個排的武裝,活捉縣長、師爺、通司、退役營長等四人,并處死。”

這個被處死的縣長叫郭潤先。

諾那遂委任青梅志瑪為瞻化縣長。

這青梅志瑪不意間做了一縣之長,她卻不是受過現代教育的格桑澤仁,有“康人治康”的明晰主張,有改變家鄉的宏圖大略,她除了像過去的土司們一樣,借手中權力去解決家族之間的恩恩怨怨,爭奪更多一點的百姓、土地與財富,不會另作他想。

宣慰使諾那在康北一路順遂,到委青梅志瑪為瞻化縣長為止,已經控制了康北道孚、爐霍、甘孜、德格、白玉、鄧柯數縣。但邦達多吉率兵回返巴塘解決二十四軍駐軍的事情卻頻頻節外生枝,頗不順利。后來,江安西也帶領警衛排和大量地方武裝南下,支援邦達多吉,準備對劉文輝部巴塘駐軍長期圍困。不想此時紅軍再次逼近康區,這回,是從云南入境的紅二方面軍和進攻四川失敗的張國燾朱德等率領的紅一、四方面軍各一部。

1936年,諾那組織地方武裝在道孚、爐霍兩度阻擊北上紅軍,均告失敗。退卻到甘孜后,再次糾集德格等地數千地方武裝,在當年大白之戰時的主要戰場,即甘孜白利一帶和紅軍開戰,結果被紅軍以一個團的兵力擊潰,指揮官夏克刀登受傷被俘。諾那只帶著秘書長韓大載和那麥彭措等少數隨從及公署所屬特務大隊幾十人逃往瞻化。這時,北上的紅軍也已逼近瞻化。諾那所委任的瞻化縣長青梅志瑪逃跑,不知所蹤。諾那不敢在瞻化久待,繼續動身,準備南下巴塘。而下瞻對總保登巴多吉早恨諾那偏袒青梅志瑪,正好借機報復,便將經過其領地的諾那一行設伏包圍。公署特務大隊臨陣崩潰,諾那等被俘,登巴多吉當即將那麥彭措槍殺。依登巴多吉最初的想法,是想將諾那交給西藏地方政府處置。這時,紅軍過境的大部隊進入瞻化,登巴多吉遂將諾那等交給紅軍,請求紅軍從嚴懲辦。

紅軍部隊優待諾那,將其送往甘孜。紅軍在甘孜組織成立了博巴人民共和國。這個藏族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主席、副主席都由當地藏族人出任,其中一位副主席,就是后來為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而獻身的格達活佛。

諾那活佛和他的秘書長韓大載,在甘孜受到紅軍優待。可是,這位離開類烏齊寺院,在外漂泊二十多年的諾那活佛,此時已經七十多歲高齡。就任宣慰使以來,日夜操勞,特別是與紅軍連戰連敗,騎馬或步行,在高原崎嶇道路上四處奔逃,驚懼之下已身心俱疲,重病發作。在甘孜,雖獲紅軍首長接見,并盡力醫療,仍于1936年5月,圓寂于甘孜。

其遺體火化后,紅軍又發給秘書長韓大載銀洋二百元,護送諾那骨灰回到康定。諾那死后,國民政府中央隨即電令撤銷宣慰使公署,韓大載又護送諾那骨灰到達重慶。國民政府追封諾那活佛為普佑法師,并撥給費用,由韓大載將骨灰送往廬山建塔安葬。也有資料說,諾那的骨灰是安葬在山西五臺山。

諾那圓寂時,邦達多吉和江安西還在巴塘與二十四軍駐巴塘部隊對峙,聽聞此消息,知道大勢已去,便撤圍罷兵。邦達多吉率自己的武裝退回波密地區,江安西和所率別動隊員都悄然離開巴塘,最后回到南京。

韓大載后又出任過國民政府行政院參議,1975年病逝于武漢。著有《諾那大師傳》一書。

諾那活佛和江安西等人,與此前的格桑澤仁一樣,意識到改變藏族社會落后封閉的狀況,唯有對這個社會進行合于世界大勢的政治改造,發展文教,開發資源,并懷有“康人治康”的政治企圖,但己身力量弱小,無非是借國民政府中央和地方勢力間的矛盾,得以在康巴地區小范圍內倉促上陣,一試身手,都只好從以非常手段攫取地方政權和槍桿子入手,結果陷入的還是過去地方實力派爭權奪利的窠臼,形勢稍有變化,自身既缺乏實力,更沒有覺悟的群眾作為基礎,倉促舉事,政治主張未及施行,又轉瞬失敗。自己成為歷史舞臺上無數走馬燈式人物中的一個,成為人們談說康區治亂時,一段有趣也有教訓的談資了。

紅軍北上后,劉文輝主持的西康建省委員會又重新向瞻化縣委派了縣長,并派出駐軍維持治安。

再說那位青梅志瑪。

1939年,那個短暫任過瞻化縣長的青梅志瑪以寥寥數筆又出現在一個人的文章之中。

做這篇文章的人,是當時的瞻化縣長,名叫歐陽樞北。他在一份研究西康社會政治狀況的刊物《康導月刊》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叫作《瞻化土酋之過去與現在》。文中說:“頃常聞道孚松林口殺人越貨,多為多吉之小娃(家奴)所為,西康科學調查團土壤組周昌云等先生來瞻,為言松林口有女匪名曲媚芝媽(青梅志瑪)者。嗟乎,此即多吉郎加之女也,小人窮斯濫矣!”原來,這個青梅志瑪當不成縣長,又率家奴們走上瞻對人的老路,出了家鄉,在別縣的地面上再行夾壩的勾當了。

青梅志瑪的父親多吉郎加,原是瞻化縣地面上雄踞一方,一呼百應的人物,這時也威風盡失。歐陽樞北文中說,青梅志瑪當了縣長后,多吉郎加一族“使官府震憚,因而重振家聲”。但紅軍來了,諾那宣慰使死了,因此“不幸屢躓,多吉郎加家自度無能為力,見老景如此,常自傷悼。筆者宰瞻,多吉郎加來見,但如窮鳥之投懷耳!因憐而訓之,彼唯唏噓涕泣不自勝。現政府尚與優容者,姑以其牽制其他三區力量也”。

這時,上瞻區的實力派,是一名喇嘛了。“自多吉郎加家勢力衰后,有大蓋寺喇嘛赤勒者,富有政客風度之喇嘛也,代多吉而有赫赫之名,日巴、大蓋、物色等村皆附之。其勢力骎骎然,駕多吉而上之,多吉徒擁區長之名而已。然赤勒頭腦清楚,知政教終須分立,事事常秉政府之意而行”。

但這歐陽縣長大意了。

他這文章剛剛發表不久,青梅志瑪就潛回瞻化。她暗中聯系屬下各路頭人,約定6月某日舉事,想要重演好戲,消滅駐軍,驅逐縣長。但她尚未行動,二十四軍駐瞻化駐軍陳暉先指揮官已得到情報。陳立即率兩個連的兵力,從縣城潛行幾十里地,北上將青梅志瑪包圍,并發起攻擊。激戰中,青梅志瑪的母親被打死。青梅志瑪叫父親多吉郎加先行撤離,她自己戰敗后被俘,后被槍斃于瞻化縣城。

從這般景象看來,瞻對這個民風雄強,號稱鐵疙瘩的地方,其勢力此消彼長,縱橫千年的地方豪強,在時代大幅度進步之時,以不變應萬變的策略失去效能,終于顯露出末世氣象了。

和過去歷代清軍進剿瞻對不同,紅軍長征過瞻化境,當地豪強也試圖抵抗,但幾乎沒有過一場像樣的戰事,都是稍一接觸就敗下陣來。最大的一場戰斗,紅軍一個排與當地武裝二百余人戰斗,紅軍二十五人犧牲。但取得小勝的這股武裝,隨即就被趕來支援的紅軍部隊消滅。

又過了十四年,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僅派出一個排,未經戰斗就解放了瞻化縣城。瞻對,這個生頑的鐵疙瘩終于完全融化。

不久,新政權將瞻化縣改名為新龍縣。那時的新政權,將自己視為整個中國,包括藏族地區的解放者。這個意思,也體現在新改縣名的舉動中。瞻化一名中,要害是那個“化”字——意思是以文明化野蠻,以漢文化去化別的文化。“化”之目的,是一個政治與文化都大一統的國家。而新政權的設想,正式確認是多民族的共和。至于這個目標是否始終堅持,或者有全部或部分的實現,應該是留待后來人的總結了。

現在去瞻對,早上從康定機場下了飛機,驅車西經道孚縣、爐霍縣、甘孜縣,再轉而南下,大半日之內,就已抵達新龍縣城了。從縣城出去,鄉鄉都有公路相通,最遠的鄉也可當天往返。在酒店茶樓里,和當地藏漢族領導,談的都是如何進行旅游開發。旅游資源就是當年清軍難以克服的險山要隘與深峽,和那些石頭壘砌,形式古雅的碉寨。當然,他們還想從強悍民風中挖掘精神性的文化資源,以康巴來命名。但是這一命名,卻被旁一個同屬康巴的縣登記注冊了。退而求其次,他們成功注冊了一個新命名:康巴紅。這個紅,是康巴男人頭頂上的紅。那時,很多的康巴男子漢,都會在長發辮中編入大量的紅綢布條或紅絲線,盤在頭頂,英雄氣十足。

如今在新龍縣土地上行走,縣城鄉鎮上的公職人員不算,就是村里的農人,也大多著了輕便的短裝。偶爾,在路上遇著一個藏裝的男子,頭上盤著摻著紅布條的發辮,陪同的主人就會早早提醒,說,看,這才是真正的康巴漢子!

我在新龍縣尋訪舊事時,逢縣里從州府康定請來有名的舞蹈編導,正在排演一臺風格雄健舒展的舞臺晚會。這些舞蹈,大量采用了當地民間舞蹈素材,著力體現的正是瞻對民風中雄健強悍的一面。

這臺晚會排演純熟后,要送到省里新成立不久的康巴衛視,在新年時作現場直播。縣里廣播局領導還帶著當地電視臺前來訪問,要我談對這臺節目的觀感,以及對該縣旅游資源的評價。

2013年新年,我從電視里收看了這臺晚會。

看著那些在舞臺上大開大闔,舒展雄健的舞姿,看著舞臺深處的燈光變幻,我想,這其實已是一個漫長時代遙遠的浪漫化的依稀背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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